行业观察

借供应链“杠杆”撬动蓝色变革

2016年末,一则“北京市各大超市下架活鱼”的新闻在网上发酵,一时间,关于水产品“水体污染”、”药残超标”的词又开始频繁闯入老百姓的视野。喜食河鲜海味的老百姓们不禁追问,“老百姓还怎么吃鱼?还能不能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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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陈明智)

其实,超市的鱼缸并非一夜之间被清空。自从国家出台新的《食品安全法》以来,食品供应链上的责任追溯规则已悄然改变,更严格的追责程序迫使许多零售商为规避风险早就陆续采取各种对策。 但这一举动不仅暴露水产品供应链在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方面可能存在的漏洞,更引起我们思考的是这些漏洞和风险的源头——现有水产品生产、加工和储运过程中有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那些问题。

这些看似抽象、遥远的问题,其实和雾霾、污水、毒地一样时刻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和生存环境。人类历史上,渔猎是和农耕一样传统悠久的劳作方式,却因为江河湖海的深邃,平添一份神秘与陌生。今天,全球有超过三十亿人的生存离不开海洋以及沿海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捕捞和养殖的水产品为全球亿万人口提供重要而优质的蛋白,更承载着世界各地亿万渔农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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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王雪花)

随着社会发展及全球人口扩张,渔业资源需求迅速增长与过度捕捞、水域污染、生态破坏造成的渔业资源衰竭和鱼病肆虐导致药残超标等矛盾日益突出。整个水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重挑战。

如果我们希望子孙后代仍能像过去和今天这样享受河鲜海味,我们急需一场吃货们的“蓝色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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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陈明智)

渔业资源以及它所依赖的“水”(泛指水生生态系统)都属于公共资源,也常常是没有明确权属的公共财产,它的价值和维护成本往往被人忽视,“谁该为其负责”更是经常说不清、道不明。

所谓“公地悲剧”,渔农和企业若只管自己网里、塘里鱼虾的死活,不顾海洋、河流、湖泊里的好坏,是短视而不负责任的行为。换句话说,水产行业需要一个有效、透明、公平的公共资源管理机制,保障产业赖以生存的公共资源能被可持续利用。

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可持续渔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一个独立、没有利益冲突的第三方组织,是帮助行业建立上述“公共资源管理机制”的关键力量。 智渔顺应这种需求诞生,将发挥第三方组织特有的独立性、社会动员能力、协调能力,帮助水产行业各方发起公共机制的设计、实施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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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钟世成)

渔业的核心资源——水产品,具有“商品”的市场属性,而行业中亟待解决的环境、社会负面影响渗透在水产品从获取到加工、贸易再到消费的各个环节。

过去几十年里,大型商超、酒店、餐馆的集中采购成为日益突出的模式,供应链逐渐向以客户为核心的方向转变,这些具有巨大采购力的零售商批发商,对上游生产的引导具有不可小觑的力量——影响大型采购商进行负责任的水产品采购,成为我们撬动“蓝色变革”的着力点。

零售商和采购商希望有保质保量的稳定供应,同时也希望减少其商业行为给地球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甄别供应来源,尤其需要判断供应链条上是否存在着不利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风险。但他们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采购负责任的水产品时,也往往遇到一些信息不通畅、不对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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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迪斯尼总监大厨Alan Orreal先生与智渔共同探讨iFISH的开发 (摄影:云虹)

当迪士尼进入中国市场时,他们的主厨Alan Orreal先生需要为上海迪士尼乐园内的餐馆采购“负责任”的水产品,而面对一长串采购清单和供应商列表,他感到不知所措,对于五花八门的供应源信息难以识别真假。智渔正在建立中国可持续水产品数据库(iFISH),成为了Alan期盼的工具。

iFISH通过科学客观、通俗易懂的信息引导和驱动大型采购商采购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捕捞和养殖的水产品,形成良好的市场导向,从而引导行业向更可持续的生产模式改进让中国的海洋及淡水环境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得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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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渔与水产行业专家研讨iFISH方法论(摄影:钟世成)

智渔联手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质量与标准研究中心、上海海洋大学等行业权威机构,在全球领先的IT公司ThoughtWorks支持下开发了数据库1.0版本,通过科学客观的评价方法,利用通俗易懂的信息(蓝色绿色黄色标识)对水产品进行分级,零售商、采购商将可以方便的在iFISH上查询、筛选潜在的可持续水产品供应商,及时了解水产品的综合风险,从而为企业实现稳定供应和相关社会责任的有效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也为认同可持续水产理念的供求双方提供交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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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SH1.0界面示意图

经过一年的市场和用户调查、方法论研究、数据库IT框架设计与搭建,智渔现在已推出iFISH1.0试用版,并将跟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共同推广试用和完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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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30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与联合国环境署(UNEP)联合发布的《负责任水产品采购指南》里采纳了iFISH指标及建议

作为一个连接零售商、采购商、供应商和生产商之间的数据平台,我们希望用数据驱动中国水产行业的蓝色升级——在充分挖掘现有数据的基础上,提升供应链利用大数据带动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并联合科研机构和管理部门改善水产行业的政策及法规,加强水产行业的区域化管理水平。 这些数据也可能衍生出更多为其它领域(例如金融、保险、电商等)进一步开拓水产市场时可利用的信息,从而更好的推动行业多元发展。

面对中国成百上千种水产品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发展水平参差各异的产业,要衡量各项指标,搜集与自然环境和社会影响有关的诸多数据绝非易事。 智渔愿意在开放、多元、跨界合作的理念下,借助产业内外各种力量不断完善,在实践应用中不断校正。

通过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来减缓海洋生物资源衰退、维护海洋生态平衡以及沿海社群的和谐稳定——也许,这一愿景看起来触不可及,但至少有人已在这条路上脚踏实地地摸索。 我们努力上下求索,大智若渔!

供应链升级,从多方对话和区域协作开始 ——“活鱼下架”后记 (下)

(作者:韩寒) 

海口深秋的绵绵细雨里, 四十几位掌管全国主要零售企业品控部门的经理坐着大巴来到城郊一家罗非鱼加工厂。 引导他们参观工厂的是智渔一手孵化和扶持起来的“海南省罗非鱼品牌建设促进会”的秘书长韩雪峰先生。

作为一个完全自发生长起来的区域性行业协会,促进会创立的宗旨更体现在其英文名称里,直译过来就是“海南罗非鱼可持续发展联盟”。 约三年前,我一趟趟拜访鱼塘和工厂,混迹路边的老爸茶店和棋牌室,跟乡镇上的经销商多次沟通之后,海南几家有代表性的罗非鱼养殖户、经销商、种苗、饲料和加工企业被拽到一起,最终诞生了这样一个承载可持续发展理想的新型行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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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非鱼养殖户和促进会工作人员交流养殖技术 (摄影:陈春健)

作为曾先后供职于若干家海南罗非鱼加工企业的资深职业经理人,韩雪峰上任促进会秘书长第一个月就发现,干了十几二十年罗非鱼行业的自己在这个链条上居然还有这么多认知空白。 他没有料到养殖户与经销商之间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唇齿相依,没有料到不同政府部门对同一个标准各有各的解读,更没想到供应商对终端市场存在那么多“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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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雪峰(左)与罗非鱼养殖户交流 (摄影:张之也)

每年三四月,来海南过冬的“候鸟”老人们开始回迁北方,而这也正是鱼苗下塘的时节。和习惯了在一家旅行社或网站即可轻松搞定出行票务的城里消费者不同,养鱼多年的农户却并不见得能顺利找到去年供给他鱼苗的那家经销商,就算能找到对方也未见得能保证及时供货。鱼苗孵化受气候和亲鱼体质变化影响很大,市场冷热也往往左右着经销商代理苗场产品的选择,而这些等渔农反映过来可能就已错过了市场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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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非鱼苗场女工在协助鱼苗孵化 (摄影:韩寒)

同时,饲料品牌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渔药和用于调理水质的动物保健产品日新月异, 让本就知识有限的渔农无所适从。这个时候,各种营销策略、价格战被饲料、渔药、种苗企业运用得如火如荼,当然,营销成本最终还是由渔农来承担消化。水产品供应链上游的养殖群体大多由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构成,在基于口头交易或缺乏法律保障的买卖租赁关系中相对弱势的他们,承受自然灾害风险的同时,还需独自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社群关系中人身安全保障的缺位。 每年多少渔农在生产作业中被电击伤亡,因租售合同纠纷招致暴力威胁或伤害,一夜暴富的他们也往往因一夜风雨而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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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该作何取舍的养殖户  (摄影:张之也)

几个月跟着养殖户和技术员巡塘跑下来,韩雪峰渐渐理解了为什么养殖户多少有点“投机”和“盲从”的心理。至于那些西装革履的加工企业经理,他更是深知表面光鲜的背后难以言说的苦楚。一边是客户挑剔的产品要求和一再压减的利润空间,一边是同行无处不在的竞争挤兑,忙于应对各种商业响应的同时还要兼顾来自政府部门的重重检测审查。 全球化经济格局下,国际市场的萧条迅速波及供应链每一个角落,加工厂员工望着高企的库存和停滞的销售曲线,韩雪峰发现,其讶异绝望的表情与那三伏天里一夜之间失去一塘鱼死光的养殖户脸上的表情并无二致。

今天,虽有手机微信这样便捷的通讯工具,人们却似乎并没有相互更多一份理解,反而某种程度上更加封闭聚合于自己的小圈子。 供应链两端缺乏认知与信任,缺乏平等互利的协作机制与渠道,要想避免供应链漏洞的产生谈何容易。而智渔孵化和扶持区域性行业组织,就是意在加强供应链上各利益相关方的认识与沟通,培育行业内部的协作、自律能力,努力降低行业共同承担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风险。在这样的基础上,国家产业政策、监管措施才有可能更快速有效的落地。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下来,通过促进会这个平台,越来越多的养殖户、技术员和企业建立起平等而真诚的联系,在安全健康生态养殖方面达成共识,更多外部技术力量和资源也汇聚在此,共同培育提升养殖户意识、技能,建设行业信息库和协作机制。促进会秘书长也练就“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一身功夫,既能用一壶茶、大白话跟养殖户把国际市场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又能调动商业思维和语言,跟合作企业和政府官员辨析政策和市场,寻找共赢点。 这不,他甚至客串起了“导游”,给来参观海南罗非鱼加工厂的零售企业经理们热情介绍海南罗非鱼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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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雪峰给来访的零售企业代表在大巴途中讲解海南罗非鱼 (摄影:陈春健)

听完详实的介绍,正处于“活鱼下架”压力之下、四处寻找替代产品的各零售商们,对在区域行业协会监管和引导下不断改进的海南罗非鱼平添了一分信任,随即纷纷向参观企业打探起了产品形式、规格和报价。从最初不被人理解、看好,到现在逐步发挥行业内部协调和对外沟通桥梁的作用,促进会的价值正获得政府、企业和同行认可。 通过扶持促进会工作,智渔在用行动告诉大家,区域性行业组织如何一步一步动员产业链上下游力量,为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机遇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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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渔联合专家、企业与零售商共同研讨中国可持续水产品标准 (摄影:钟世成)

也许,在很多人眼里,我们所做的看上去就是“动动嘴皮子和脑瓜子”——的确,我们没有实验室、没有鱼塘或工厂,我们既不教人养鱼,也不教人卖鱼。 但是,我们能帮助大家看到行业发展过程中被各环节漠视和回避的关键问题, 我们能超越企业间和个体间的利益之争,引导大家识别公共资源危机下的责任、权利和义务,预警来自环境与社会的集体风险。 而这些风险已然构成了技术瓶颈之外这个行业更致命的发展障碍,其所带来隐形的社会和环境成本更是长期被市场经济的核算公式排除在外。

近年来,引领社会发展的互联网行业巨头纷纷斥资于农业版块,开起了养猪场,种起了苹果、猕猴桃。 资本圈的精英人士用研究不动产或高科技股的知识与工具来为农业产业链的上中下游把脉, 我们也期待数据化和网络化工具为这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人类活动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资本逐利的本质是否真的能改善那些隐藏更深的社会与环境问题? 新的商业模式和生态是否真的从一开始就将这些问题纳入到整体解决方案里?是换一种更隐形的方式延续那不可持续的发展幻像,满足少数人的私囊己欲?还是真正创新资源利用技术,普惠中国百姓与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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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出海的渔民 (摄影:王雪转)

我们还需擦亮眼睛,用与时俱进的知识和工具武装自己,继续砥砺前行。

供应链升级,从多方对话和区域协作开始 ——“活鱼下架”后记(上)

(作者:韩寒)

上周三下午,我们与两大国家级行业协会的工作视频会议刚结束,微信里传来朋友急促的声音:大家看到今天朋友圈里被刷屏的“超市活鱼下架”的消息了吗?

赶紧扫一眼各群,果然,“蹊跷”、“隐情”、“污染”、“泄密”等各种跟帖早已层出不穷。次日,更有媒体不断借题发挥,“淡水活鱼即将被冷冻海鱼或冰鲜海鱼替代”、“公众为何没有知情权”、“超市商家逃避责任”等后续报道依次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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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国家食药监总局有关通知、相关部门“辟谣”等信息,这个话题随后几天继续在舆情曲线上攀升。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平常小事都可能瞬间就出乎意料地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热点事件也可能成为撬动某个社会问题得到格外关注和改善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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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3日至26日“活鱼下架”热度趋势(来源:微舆情)

然而,当众多记者、自媒体兴奋地上下打探那些可能成为“头条”的各种线索时,多年来与水产行业一线打交道的我们深知,这里面并不能非黑即白地简单追责,更没必要从“阴谋论”出发,夸大一个偶然事件背后的必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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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网络热词(来源:微舆情)

素来不喜欢凑热闹的我,扫了一圈微信消息后,回到电脑前继续沟通协调手头的任务,这其中就包括马上对接一批来参观海南罗非鱼项目的国内零售商代表。  也许是天意巧合,这个节骨眼上,国内主要的超市管理者齐聚海南探访生产现场,难道意味着供应链倒逼中国水产行业升级的大幕可能由此拉开?

作为一位母亲,有两个爱吃鱼的女儿,在海口这个小省会城市,我对小区后门的菜市场和附近超市里卖的水产品都不陌生,家乐福、大润发、华润都是隔一两周要去光顾的地方。而当这些名字与其它二十来家国内常见连锁超市的名字共同出现在我的文档里时,不知为何,我还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兴奋和紧张。罗非鱼,我国南方主要淡水养殖品种之一,多年来以冷冻鱼片形式出口欧美,海南则是全国第二大养殖和加工省份。在这样一个水产养殖与加工颇为集中的地方,来自供应链末端的零售商齐刷刷走入生产一线的场景却并不是常有的事。

如今,一条鱼从池塘到餐桌,不再是简单的饲养、宰杀和烹饪,而是需要经过从苗种选育、饲料研发与生产、日常投喂、保健与池塘管理,到捕捞储运、加工包装、冷藏转移等环环相扣的漫长的“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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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的曲折蜿蜒让链条两端的人似乎近在咫尺又远隔天涯。 现实中,水产品销售环节的人大多并不了解其所售产品来自何处,又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生产一线的人也往往并不清楚市场端需要怎样的水产品,过去和现在的需求发生了什么变化。公众舆论对“活鱼下架”的反应往往是把矛头指向生产活鱼的那群人,批评信息不透明、部门推诿监管不力、小农生产分散等这些听上去永远正确的观点。可是,在我们看来,这些义正言辞只是指出了结果,并没有揭示问题的根源,也将误导人们过于简单化、脸谱化这件事情。

食品供应链上的初级生产环节、加工环节、流通储运环节和销售配送环节都可能存在质量安全漏洞,这些漏洞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制度不完善、监督落实不够,更可能是供应链生态结构性失衡导致的必然结果。 不谈供应链构成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而去一味指责制度、从业者,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要真正解决终端产品的问题,需要审视供应链生态,并从根源出发寻找改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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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消费者,你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卖鱼的”和“养鱼的”大概都认识吧,至少也应该了解对方都在做啥吧。六年前的我也是这样想的。然而,当我分别跟水产养殖户以及水产品加工企业的经理们交流后,才意识到这两个群体其实很少有同处一室的机会——地理空间、文化意识、社群阶层等差异构成的天然阻隔,导致知识信息与责任风险并没有如我们设想的那般在供应链上传递与分担。其实,哪怕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科研人员,他们也曾坦承,大多数时候他们也只在同行圈子内打交道,实质性的跨界跨学科交流合作非常有限。知识分子之间尚且如此,渔农和企业对话的困难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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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外客户介绍清楚中国水产品质量监控体系并不容易(摄影:韩寒)

至今,我依然清晰的记得,第一次组织水产行业内对话时各方礼节性的沉默。那无法掩饰的怀疑和不屑的眼神,在第二、第三次会议上逐渐被欲言又止的表情和尽力克制的相互质问取代。 到了第四次、第五次,养殖户开始红着脖子抢话筒,企业经理也声嘶力竭的试图解释来自市场的压力与无奈,甚至有时各方会拍桌子骂娘…… 连对话都这么不轻松,更别谈真正意义上的协作了。

作为主持人和观察者,对话各方的僵持不下有时也让我颇为尴尬, 大家各执一词,似乎真假难辨,一时陷入无解的困局。但,“理总是越辩越明”,所谓“不打不相识”,一番争吵之后,真正想要解决问题的人,我相信自然会留下来逐渐回归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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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罗非鱼品牌建设促进会成立大会(2014)

每个人站在各自角度都有合理的诉求,但又被周遭的社会大环境裹挟着,陷入排他性“竞争”的泥滩,拼命维护私利之时,忽视了公共利益和责任。然而,水产渔业是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人类活动,没有人能单打独斗的高效生产,更没有人能在资源消耗和环境威胁中独善其身。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水产行业增长期里, 我们在丰收丰产之时却任由土地和水资源遭受污染,渔业资源被过度消耗,病灾虫害风险恣意累积。如今,资源衰竭、环境恶化、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开始一点点剥夺中国水产品昔日的市场竞争力,行业四面楚歌,负重难行。 大家这才越来越意识到,这不再是单一某个环节或某个群体的问题,而是整个价值链、产业生态链的问题。

此时,我们必须低头俯身,诚恳而细致的审视行业每个环节,甚至每个环节里的人,力图理解其处境、动机、心态、能力与局限,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方能有效解决行业面临的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智渔在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给水产渔业供应链“画像”,把各种角色邀请到同一个舞台上,以期碰撞出不同以往的旋律,激发出创新的节奏和变革的乐章……

(文章写于2016年12月,若无特殊标注,图片皆来源于网络)

技术之外我们还缺什么? 一一由苏格兰水产行业看共有、共治、共享的区域协作发展之路

(文/图  韩寒)

三十年前,苏格兰三文鱼也曾饱受话病,在内外多重压力之下,几个养殖企业领头人决议联手解决行业面面的挑战,建立和实施了一系列行业规范,经过曲折成长,苏格兰三文鱼发展为一个具有自牌价值、获得国际认可的行业。

 

九月的一个周日早晨,苏格兰高地西岸浩瀚的 Melfort 海湾里风雨交加。年过六旬的某三文鱼养殖公司总裁莫里斯先生兴致盎然的陪着我们在海面上颠簸了两个小时,热情自豪的带领我们参观他的三文鱼养殖设施。

被海鸥围绕的海上三文鱼网箱被海鸥围绕的海上三文鱼网箱

瑟瑟寒风中回到岸上的我们被迎进一并排开的几间简易房里。莫里斯先生经营的这家公司主要养殖三文鱼、大西洋庸蝶和尊鱼,在中东、东南亚等国家均有投资。而就是这样一家经营跨国业务达数十年之久的公司,低调地将总部蜗居在这几间极真简朴的轻型板房里。因为是周末,除了莫里斯先生夫妇俩,公司里没有真他员工。老先生给我们倒上热茶,端上一盘他老伴烤的蛋糕,一边打开电脑,一边开始介绍公司情况。

不少观察中外水产行业之异同的业内人士都提过我们和国外同行之间的差距: 核心技术、设备系统、人员专业素养等方面皆有大大小小的距离。同时,来自国内行业链各环节的抱怨也不绝于耳,皆在感叹国内行业各自为阵、只为一时私利、窝里斗等弊端。这种行业大环境之下,即使优秀的技术和产品也似乎难以发挥其应有的贡献,无法真正为行业创造价值。

水下摄像监视仪用于监控鱼儿吃食情况水下摄影监视仪用于监控鱼儿吃食情况

从一个外行“看热闹”的角度,今天中国的水产养殖行业在我眼里犹如一个青春期少年,他有蓄势待发的冒险精神,也有日益强壮的四肢体魄,但是与蓬勃生长的体量和脑力发育不相匹配的,也许是不尽成熟的心理。这样的心理反映在一个行业的成长上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带着这样的困惑,我试图在莫里斯先生的娓娓道来中去探寻另一种答案。

 

一场行业的“答辩”

莫里斯先生向我们展示的 PPT 中很多内容涉及养殖场选址申诉的问题,见我们略显困惑,老先生立刻解择 :“我们正在扩建一处项目,这些 PPT 其实正好也是明天晚上我要向我们这里的环境资源管理委员会汇报的内容。”

原来,依据苏格兰当地法律,任何一家养殖场开始着手建设前都必须经历一个复杂的规划审批阶段,业主必须向包括政府管理部门、社区公民组织、相关企业在内的各方举证说明其项目影响,并广泛征询意见、取得所有利益相关方一致同意后方能启动项目。

“哦,那可真不是一般的繁琐啊!”莫里斯先生虽然不免抱怨,但即刻追加一句 : “但是确实有必要这么做,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么优质的水源和这么低的发病率……也就不会有这么好的市场!”

建设一个三文鱼海上网箱养殖场,首先面临的是选址问题,除了我们通常能想到的影响鱼类生长的水质、水温、水流(风向)、地形等因素,莫里斯先生要考虑的远不止这些。“三文鱼养殖要投入很多饲料,那可不是你想投多少就投多少的啊! 这个海湾已经有三文鱼养殖设施吗?它还能容纳多少三文鱼?换句话说,我往这片海湾里投入多少饲料将仍在环境安全线之下呢?这都是有精确计算的,企业自己都得整明白了,你才好去向别人说清楚!”

检查网箱设施检查网箱设施

工作人员查看三文鱼样本工作人员查看三文鱼样本

“还有,养了三文鱼是否会影响这片海湾里的野生动物,比如海约、海狮什么的? 会不会影响这里的礁石、海床生态?还有, 我们的投料台开动时有噪音,对周边居民也有影响,我们的养殖场   也对周边居民或景观有干扰吧……”莫里斯先生逐一给我们列举了养殖场规划审批阶段投资方、企业主需要回答的各种问题。企业必须提前数月聘请专业的第三方评估师开展调研和取样分析,由他们出具详尽的评估报告给企业,企业方能胸有成竹的去面对十几家相关管理部门和社会组织的拷问。“就跟大学论文答辩一样啊!”老头笑笑,“我明天晚上就得经受这样一场‘答辩’呢!” 答辩通过才能获立项。

其实,这并不是针对某个企业的“答辩”,这是行业共同面临的要求。像这样在多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听证下的“答辩”,与其说是审视行业发展的拷问,不如说是帮助行业真正健康发展的严格预审。通过这样的答辩,让行业的准入门槛有了必要的高度,行业的良性发展有了基础。

 

求同存异的发展战略

在莫里斯先生看来,立项之前的“答辩” 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如果新建的养殖场所处的海湾已经有真他公司的设施存在,那么就必须依据苏格兰渔业部门划定的“病害风险管理区域范围”、   相关企业   “区域管理”协定, 也就是说,同居一个“病害风险管理区” 的几家企业必须承诺同时采取必要措施,例如同时投苗、同时治疗用药、同时收获、同时休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大鱼身上衍生的细菌传染波及邻场的小鱼,或者因没有统一用药强度和时间,导致不同养殖场的鱼产生不同程度的抗药性等问题。

莫里斯先生与越南朋友探讨有关区域管理的问题_看图王莫里斯先生与越南朋友讨论“区域管理”问题

依据当地行业协会的管理制度,作为享受行业协会“会员”待遇的必要条件, 所有在同一个区域内作业的养殖场都必须签署这个《区域管理协议》,服从相应要求, 保证区域内协同作业。也因此,各方企业必须保持密切沟通,各企业的相关负责人日常联系紧密,有什么情况都会及时知会对方,因为大家都知道,信息通畅是降低风险的最有效途径。而一有违反规定的做法,依靠会员之间的相互监、政府常规抽检等手段都很容易发现异常,违约企业会遭遇巨额罚款,甚至被迫放弃“会员”资格, 其产品信誉也将随之遭受质疑,进而威胁该企业享受贷款、保险等的资质。

莫里斯先生的介绍都在后来我们与苏格兰三文鱼养殖协会负责人的对话中予以证实。事实上,不仅仅是苏格兰,在挪威、丹麦、加拿大等国家,水产养殖业的迅速发展也不过是近 30 年的事情。能够让这些缺乏水产养殖传统的国家短短数十年就建立起占据世界水产品市场中高端的成熟行业,其秘诀正是一种基于区域性共有、共治和共享理念的行业文化和体制。

“曾经有几次,为了满足同步作业的要求,大企业甚至不惜出资补贴小企业因同步作业而可能遭受的经济损失,从而获得小企业全力配合”,“企业为了得到当地社区、居民、政府对业务发展的支持,经常会花大力气支持当地社区建设,比如拿出一部分利润援建当地学校、社区景观等公共设施”,“企业一起努力游说国家管理部门出台相应的支持性政策,以保障行业规范得到法律支撑,养殖协会为此安排专职人员来研究政策,来做政府沟通工作”,“因为行业协会推行的区域性管理很有效,行业协会因此可以为单个企业提供保险担保, 也可以为其申请产品认证提供担保,还能为会员产品质量背书,一起对外合力拓展市场,让大家都从‘苏格兰三文鱼’这个品牌中获益……”莫里斯先生不无感慨的列举着行业走过的每一步。

苏格兰三文鱼协会办公室前台处摆放的行业宣传资料苏格兰三文鱼协会办公室前台拜访的宣传资料

以威士忌闻名于世的苏格兰正在向全世界推广其引以为豪的养殖三文鱼产品, 为此苏格兰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食品和饮料推广委员会”。他们的三文鱼企业在向世界各地采购商推介产品时首先打出的必是“苏格兰三文鱼”这张牌,这奠定了益价的基础,然后才着墨于各自产品特色。这种求大同、存小异的市场战略无疑是帮助苏格兰三文鱼行业在过去三年里实现对华销量翻倍增长的成功策略。

 

变革社会中行业何去何从

三十年前的苏格兰三文鱼也曾饱受话病,莫里斯先生依稀记得当年他们在这个小镇上“抬不起头”的窘境。当地很多居民和动物保护组织都曾抗议养殖行业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某些极端组织甚至经常半夜三更突袭养殖场,将耗资巨大的网箱设施捣毁、撕破渔网、放走亟待收获且价值逾百万英镑的成鱼。而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在激烈辩论着养殖三文鱼技术对野生三文渔业的利弊,对海洋食物链的深远影响,三文鱼加工行业也时刻面面着诸如动物富利等标准的拷问、污染排放控制等方面的挑剔审视。人们说起那时的三文鱼养殖行业,真可谓内忧外患。

也正是在这内外多重压力之下,当年几个苏格兰三文鱼养殖企业领头人达成共识,决议搁置相互竞争的矛盾,联手解决整个行业所面临的更大尺度的挑战一一有限的自然资源、脆弱的生态系统和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苏格兰三文鱼养殖协会由此创建,一系列的行业规范得以建立和实施,经过十几年由折成长,终于帮助苏格兰三文鱼行业发展为一个具有品牌价值、获得国际认可的行业。

苏格兰三文鱼养殖协会网站

苏格兰三文鱼养殖协会网站

莫里斯先生回忆起的三文鱼发展历程让人惊呼历史总是如此相似一一纵观今天国内水产养殖行业,尤真罗非鱼、对虾等行业,内忧外患的景象早已不陌生。行业内的部分有识之士也曾呼吁大家重建行业信任合作的环境,然而,更多的人对国内是否拥有平等合作的文化和政治土壤持怀疑和悲观态度。

莫里斯先生笑着说 :“三十年前,我儿子在学校读书时,我们做家长的都没有渠道跟学校对话,哪像今天学校需要这么尊重家长的意见,政府也必须在多方监督下来实施教育大纲。这都是三十年来大家争取的结果……我们这的人过去也不懂得维护公共利益,不懂得如何合作,如何相互监督。我们三文鱼行业今天的发展是这些变化的结果还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呵呵, 说不清啊!”

行业的发展的确不可能孤立前行,它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更准确的说, 行业自身发展与社会变迁相辅相成。

近日,民政部公告将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去行政化,促其真正为行业发展服务。类似改革举措在国内各行业再次掀起,在可预期的未来,从养殖户、企业管理人员、到政府官员等都将面面前所未有的变革挑战,这些是否会激发起人们更深层次作为一个公民、一个行业成员所应有的某种意识和行为的转变呢?

那么,行业的发展又该如何顺应这样的转变、借势前行?

从水族馆走出的可持续水产品运动 ——漫谈国际水产品评级与认证

(作者:韩寒 )

 

2013年3月中旬,美国一家非政府组织——蒙特雷湾水族馆(Monterey Bay Aquarium)在其“海鲜观察(Seafood Watch)”项目的官方网站上更新了对中国池塘养殖罗非鱼的评级,由过去的红色(避免食用 avoid)升级为黄色(不错的代替good alternative),意指在没有绿色(best, 最佳)产品的情况下仍推荐食用。

在此之前的数年间, 美国消费者及水产品零售商一直被象蒙特雷湾水族馆这样的机构告知来自中国的罗非鱼是“不被推荐的产品”,这也间接导致占据美国冷冻鱼片90%市场的中国罗非鱼产品始终无法摆脱“上不了台面”的尴尬,产品价格常年在低端徘徊。

那么,这个蒙特雷湾水族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机构?他们对水产品的品头论足到底对消费者有多大影响呢?他们又是根据什么来评定一种水产品是好是坏的?

事实上,象蒙特雷湾水族馆这样的组织以及他们创立实施的水产品评级项目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例如: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英国海洋保育协会(Marine Conservation Society)、加拿大“鱼之选(FishChoice)”等机构都在向各自的受众推荐水产品,建议消费者选择那些营养和安全有保证、且以有利生态平衡、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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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2008年汶川地震的中国老百姓应该对公益机构、慈善组织这样的概念不那么陌生了。上述国际组织也可以笼统的归为我们中国语境下的公益组织,但准确的说,它们都属于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且带有较浓的专业色彩,均主要依靠慈善基金会的捐赠维持机构运转和发展。它们往往在公众、科研机构、政府和企业间扮演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也往往是代表公众和大自然利益去监督政府和企业发展的。

此类环境保护组织大多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最早主要着眼于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涉及海洋和淡水环境保护的组织也一直是保护鲨鱼、海龟、珊瑚礁等运动中的主角。近十年来,许多非政府组织逐渐意识到,对公众提出“不要使用(或少用)”某种自然资源的传统说教性宣传方式的效果并不理想,毕竟人类不可能不消费资源。于是,大家逐渐转变策略,从如何影响社会各界以对环境负责任的态度来消费资源就成了许多项目的出发点。蒙特雷湾水族馆的“海鲜观察”项目就是这当中的一个典范。

每年五月的蒙特雷小镇,这个离旧金山180公里的滨海旅游胜地,总是会吸引无数从美国乃至世界各地赶来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他们中有的是名厨,有的是高级餐厅的经理,有的是美食专栏作家,有的是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的记者,更不乏大型跨国食品企业、超市集团的高管总裁,以及研究制定食品生产和加工标准的政府官员和科研机构的学者。 高达数百美金且仅对水族馆会员开放的蒙特雷湾水族馆年度论坛入场券常常提前几个月就被预售一空,关注食品和可持续发展的人们对这里真可谓趋之若鹜。

被装点成节日庆典般的水族馆内,主办方用华丽的美食和佳酿、明星名人的耀眼光环召唤人们“从美食中寻找解决之道”(Cooking for Solutions),即会议一贯的主题,而每一次都离不开水族馆最贴近的行业——水产渔业。水产养殖业能否成为未来解决人类蛋白质需求猛增问题的答案?我们如何有效的控制非法和过度捕捞对海洋生态带来的破坏?…… 这类议题总是在这里反复被激辩着。

由此不难看出这类非政府组织对欧美社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的意见正通过明星、摄影师、记者、企业高管从各种渠道传递到供应链的各个层面。蒙特雷湾水族馆创立的“海鲜观察”(SeafoodWatch)项目已将超过四千万份指导人们选购水产品的小册子通过各大超市、餐厅发放至消费者手里,新近开发的一款手机软件也已被下载近百万次,有关中国罗非鱼产品的评价就是这样在国外消费者心中逐渐成形。

除了直接教育和影响消费者,这些非政府组织更是广泛活跃在行业标准的制定和推广过程中。我们国内出口企业比较熟悉的水产品认证标准,比如针对海洋捕捞(野生)产品的MSC认证,针对养殖产品适用于北美市场的BAP认证,适用于欧洲市场的GlobalGAP认证,以及最近几年活跃起来的ASC(养殖产品)认证,这些标准体系的建立和推广都离不开上述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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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评级还是认证,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公认的标准方法体系。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均拥有各学科背景的专业专职人员,同时也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聘请行业公认的一流研究机构的专家,多方协商、集思广益地设计出水产品评级的标准方法。反映讨论研究过程和标准草案的图文资料往往都会在非政府组织的网站上公示、公开征询意见后,最终的标准才得以确立,并依据实施效果不断进行修订。这些标准在西方公众和相关从业者心中的权威性也得益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成熟建立的非政府组织公信力基础。

但是,以科学、客观为机构核心价值观的非政府组织们有时候仍然无法避免在庞大而复杂的水产品门类前以偏盖全,在跨越地域环境和文化习俗的差异中无法克服自己的局限性。

在最近刚发表于《人类环境杂志》(AMBIO)的一篇论文就对全球各大水产品认证标准做了一次比较全面的对比分析,检视这些标准的推出到底对水产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它们的不足和未来有待改进的方向。研究者指出现有的各种认证体系都不约而同的轻视了占据全球市场70%以上的养殖类产品,尤其当这些产品大多在发展中国家(亚洲地区)生产和消费时。这也是由于制定评级和认证标准的过程往往缺乏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参与,绝大部分针对这类产品的评估都是由不甚了解实际生产情况的欧美发达国家的专家们在电脑前、面对一堆文献完成的,自然难免容易与实际脱节。

理论上来看,通过认证的产品应该可以卖到一个更好的价钱,从而激励人们为争取通过认证而向更好的捕捞和养殖模式升级改进。但是,研究表明,这种企图利用市场机制来引导生产者和供应商的做法似乎并没有预期的那么有效。 到目前为止,这些认证似乎顶多起到了奖励那些本就做得很好的现代化、工业化大型企业,而对于处在标准线以下的企业和占据市场更大比例的中小规模生产者并没有起到什么激励和帮助改进的实质性作用,对行业环境改善的贡献也就有限。

尽管如此,这个领域的发展势头似乎依然强劲,尤其当公民社会和公益组织的发展运动跨越大洋来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时候。对于权利意识正前所未有增长起来的中国社会而言,我们可以预见中国公众对非政府组织权威意见的需求和信任会日益提升,而行业发展也更需要一个透明、公正、独立的角色,不时对可能走偏的产业道路予以提醒。

就在距离我们最近的香港,海洋公园和迪斯尼乐园已经先后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机构合作,向成千上万的中国大陆游客宣讲可持续消费水产品的概念,并推出了“绿色海鲜”菜单。2012年在网络媒体上掀起热议的“零鱼翅”、“千岛湖淡水鱼污染”、“长江刀鱼”等事件都在唤起公众对水产品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关注,也在催生本土非政府组织要以更专业、更客观的角度介入这类问题,以满足公众寻求真相、行业规范发展的需要。

蒙特雷湾水族馆的介绍资料上显示,这个始建于1914年的百年水族馆依旧屹立在当地盛极一时、后因渔业资源过度消耗而破产的沙丁鱼罐头厂的旧厂房上。如今,当你跨入水族馆的正门就仿佛走进了沙丁鱼罐头加工用的大锅炉房。曾经以海为生的渔民、以海致富的企业家们,曾经把蒙特雷市打造成全球最重要的沙丁鱼产业基地的他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将一个因竭泽而渔导致衰败的海产品加工厂改建成了一个举世闻名、宣扬可持续消费海产品的水族馆?

回顾这略带讽刺又颇具警示意味的历史,我们又该如何规划今天中国水产行业脚下的路呢?